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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心理病态人格

十类病态性格是什么

十类病态性格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对“从小看到老”这句话,是怎么样理解的。我想,起码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为,一个人的性格是从小形成的,做父母的应当从小时起,就重视培养儿童的良好性格和健全的心理,那么,这句话确实是有些道理的。二、可是,如果你把这句话看死了,认为一个人的性格从小形成后,一辈子就不会再变化了,那就错了。

过去有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曾经断定人们的性格从三岁左右形成后,就不会再变了。这是把话说绝了,因为事实上并非如此,性格在后天生活环境中,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的。不仅正常的性格可以变,就是乖僻的、偏离常规的一些性格,也是要变化的。

乖僻的、偏离常规的性格,可以分为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两个方面。生理上的乖僻性格,比如,由于大脑炎和觉醒剂药物中毒而导致的后遗症,脑部外伤后的人格变异,癫痫患者以及大脑器质性病变所引起的性格乖僻等等。这种乖僻性格改变起来是相当困难的。当然,根据病因和病情,也不能说是绝对改变不了的,比如,长期服用镇定药,也能够帮助患者适应社会环境。这种由于大脑病变所引起的性格乖僻,是神经精神病医学家所要研究和诊断治疗的任务,不属于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范围。

除上述外,一般的性格乖僻不能归类到精神病范围里,它是一种异常性格,属于一种广义的心理障碍。德国精神病学家施奈德把病态心理的性格乖僻,分为下面十种类型:

(1)昂扬型性格。表现特点为:爽快、轻率、凡事都插足、爱惹是生非、爱说谎话等等。

(2)抑郁型性格。表现特点为:厌世、闷闷不乐、感情脆弱、不愉快等等。

(3)缺乏自信型性格。表现特点为:对自己的言谈举动和能力没有信心,容易产生依赖思想等等。

(4)盲目自信型性格。表现特点为:言论行动总是受伴有强烈感情的某种思想的支配。

(5)显示型性格。表现特点为:喜欢向别人表示自己的强烈的、超越实际的欲望。癔病等患者大都属于这种类型。

(6)情绪易变型性格。表现特点为:无缘无故地郁闷不乐、心神不定无所寄托、爱喝酒、乱花钱等等。

(7)爆发型性格。表现特点为:微不足道的细小琐碎事情,也会使他爆发性地兴奋起来。

(8)寡情型性格。表现特点为:对人冷淡,缺乏同情心、缺乏共鸣感、缺乏羞耻感和良心义务感。

(9)缺乏意志型性格。表现特点为:缺乏意志的一贯性、独立性和持续性,很容易受别人的暗示影响。

(10)无力型性格。表现特点为:疲劳、头重、失眠等,经常有所谓的神经衰弱症状。

上面这十种属于病态心理的性格乖僻类型。在日常生活里,很少是单个出现的,它们几乎都是以复合型的形式表现出来。

象上面这样的分类,也只能是提供参考罢了,因为除了施奈德提出的这十种类型之外,还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其他不同的类型分类,而且每个学者对他自己提出的类型分类,从病因分析上都各自有一套理论主张。不过,比较起来,施奈德提出的这十种类型分类,更合乎实际情况一些,因而被人们一致公认为,这种分法可信度比较大。因此,人们无妨把它作为依据来个“自我鉴定”,或者作为考察别人性格的“线索”。在性格上,如果有这十类当中的某些表现,那就应该提高警惕,设法加以改变,说不定对你保持心理健康和预防心理疾病,是会大有好处的。

从性格心理学上看,矫正与改变如性格乖僻等这样一类病态性格,有无可供参考的一些措施、办法呢?下述四条改善性格的途径,是我研究现代性格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后的心得体会。

(1)重新组织认知框架。改变你对人、对事、对己的观点和看法。倘若你能从崭新的视野角度来看待别人、看待自己、看待事物,那么,你就会发现过去未曾注意到的“新大陆”、“新气象”,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豁然开朗,于是,你的性格也就随之而逐渐地产生变化与改善。在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务必要使你的思想与信念和现实保持一致性与和谐性,因为实际生活向我们指出,自我观念和实际体验之间的不一致的结果,就容易引起情绪上的焦虑不安等种种不适应的表现。1979年8月,北京燕化公司前进化工厂的一位21岁的总公司先进生产者、优秀共青团员突然自杀了,她留下的遗书中只有一句话:“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我无法解释……”这位年轻女工,工作积极,思想单纯,周围的人们一致说她“思想进步、心地善良、要求自己严格”,但由于她只是看到了事物的光明面,而容不得半点阴暗面,因而当她发现事与愿违,叹息“现在的人怎么都是这样”后,终于自寻短见。对她的死因,我们没必要去深究,但至少有一点值得注意: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地打破僵固的自我观念,要不断地向大脑输进新的知识与经验,从而改变原有的自我观念;要使自己和周围环境保持谐调一致,从而防止性格乖僻。

(2)重新学习人际关系。由于性格主要是在人际关系的接触与交往中形成、巩固和变化的,因而必须留意促进增强人际关系的方法。为此,要打破闭关自守的狭窄局面,加强社会性学习,从情感上改变自己对人、对己和对事的态度。应当多渠道地通过相互交往,来促进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交流的广度与深度,让性格乖僻等性格病态的人们,逐步加深地体会到生活的乐趣和人间的温暖,感到自己有可施展奉献的潜能,在群体中占据一席重要位置,等等。

(3)重新安排行为活动。由于性格是在和周围环境相互影响、交互作用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因而必须不断地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比如说,有的人因为自己经常好有攻击性的言论行动,因而和周围的人们常常处于紧张敌意的状态,如此恶性循环下去,为了对抗他所自造的紧张处境,就会越发怀有敌意。与此相反地,有些人受到周围人们关心温暖的对待,他们就势必会更进一步地表现与发展亲密性的行为倾向。因而。影响行为的环境若是发生变化,那么,行为也就会随着变化;于是,作为决定行为倾向和约束习惯的性格,也就会相应地发生改变了。

(4)对行为与认知的自我控制。每个人都可以设法改变自己的性格,比如,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下容易心慌怯场的人,就可以通过练习调整呼吸法或自我暗示法,而逐渐地得到克服与改正。象这样依靠主观努力采用一些相应的办法,来提高完成目标效果的技术,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自我控制方法”。“自我控制方法”作为一种自我心理疗法,现在已被普遍采用,并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人们不妨一试。

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有区别吗?

精神分裂病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平均大约一百个人中就会有一人患有这种疾病。一般来说,十五岁到二十岁是最常发病的年龄。它主要的症状包括思考、知觉、情感、行为等多方面之广泛障碍。在发病之初,病人可能出现成绩或工作表现一落千丈、社交退缩、个人卫生习惯不良等前兆,这叫“潜伏期”。在潜伏期阶段,若未予以适当的处置,病情便会更加恶化,而衍生出幻觉 (看到或听到一些不存在到的刺激)、妄想 (脑海中坚信一个不合理、脱离现实的信念)、语无伦次、行为怪异等症状,这称之为“活跃期”。许多家属因为缺乏对精神分裂病的认识,往往错过了“潜伏期”的警讯,而一但到了“活跃期”时,病人多半已处在严重的发病状态中了。它对患者的健康、工作、家庭、和学习所带来的困难,是普通人所不能想象的。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常常难以辨别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觉;他们的思维缺乏基本的逻辑性,常常出现妄想;他们难以正常地表达他们的情感;他们常常不能有效发挥正常的社会功能,甚至需要他人安排其日常饮食起居。

而人格的分裂就不同了,它指的是一个人拥有多重人格可以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转化,但是每一个人格都是健全而完整健康的.用比较熟悉的东西来说就是 "变化系"。人格分裂并不是一种疾病了。照普通心理学的说法,人格分裂应该是一种精神障碍啊。体现于自我的矛盾性,仅仅是人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而必然表现出的一种特性.

而我们说得多重人格是指人格异常,它是一种精神障碍,有此类障碍的人智力是正常的,意识是清醒的,没有精神失常症状。(与此相同类的还有常见的性变态行为、行为偏离等)

所以,人格异常与神经症、精神病等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1、神经症患者对自己的心理和行为反倒痛苦和烦恼,有强烈的改变愿望,而人格异常的人虽然生活上显示出生活适应困难,但其主观上并不因为自己的行为的偏离而感到焦虑不安,也不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其行为危及他人。

2、精神病患者与现实脱节,而人格异常者不但未脱离现实,反而善于利用现实以达到个人目的。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6652716.html

精神分裂症是怎么引起的?

(一)发病原因

精神分裂症无论从生物学或是方法学角度而言,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疾病。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治疗和预防,一直是精神病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传统医学模式强调生物性的病因,按照这一观点,精神分裂症属于原因不明的疾病。因为,自从发现致病微生物后,人们习惯把各种疾病的病因都看成是单一的因素,如果找不到单一病因就认为是“病因未明”。许多常见疾病都可以认为是病因未明,例如高血压、胃溃疡等。精神分裂症当然也属于这一类。不过,这一传统概念已有所变化,反映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疾病模式的变化方面,即由原来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化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意味着对多数疾病来说,其发病不是绝对地取决于单一因素,例如感染结核分枝杆菌后不一定就患肺结核(实际上多数不患肺结核),是否患病还决定于本人当时的精神和躯体状况,而这些又和其环境条件密切相关。就精神分裂症而言,有些人认为它也是由许多因素综合作用引起的。有人甚至认为,即使在将来,也无法找出能解释所有精神分裂症的单一致病因素。因此本文介绍的病因学研究将涉及临床遗传学、分子遗传学、脑影像学神经发育和心理社会因素等多个领域。

人脑作为一个有着严密保护结构的复杂器官,其功能也十分复杂;研究中,一般较难取得大量活体脑标本;而且精神分裂症患者或是认知能力受到损害,或是无法按要求与科研人员进行合作;加之长期使用抗精神病药物,使得脑内生化状况发生变化,进而影响脑部的结构、功能或其他方面;停药又会导致精神症状反复;症状的多样性也是研究的一个难点,如同一个患者,在不同时间会发生症状波动;此外,症状多样性和波动性又会因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而不易识别,等等,上述种种情况共同构成精神分裂症研究的复杂性。正是由于这些研究的复杂性,所以在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学研究中困难重重。故迄今为止,该病原因尚未完全阐明。

1.遗传因素群体遗传学研究结果证明,精神分裂症属于多基因遗传的复杂性疾病,其遗传度为60%~80%。因此遗传因素是精神分裂症最可能的一种素质因素。最早的家系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罹患该病的概率高于一般居民数倍,患病率随血缘关系的密切程度而增加;先证者病情越重,亲属患病概率越高。Kallmann(1938)统计1,087名精神分裂症先证者亲属中的发病率,各级亲属中的发病几率(Morbidityriskrate)为4.3%~16.4%,其中以子女、同胞及父母最高。上海(1958)对1198例精神分裂症患者54,576名家属成员的调查,近亲中以父母及同胞的精神分裂症患病率最高。精神分裂症孪生子的研究,发现单卵孪生的同病率是双卵孪生的4~6倍(Kallmann,1946;Kringlen,1967)。为排除本病发生的环境因素而进行的双生子和寄养子研究发现,同卵双生子(MZ)同病率为双卵双生子(DZ)的3倍;父母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其子女被寄养后患病率与不被寄养者相同,明显高于父母正常的寄养儿。Heston(1966)将本病患者母亲的47名子女自幼寄养出去,由健康父母抚养,与50名双亲健康者的子女作对照。至成年后,实验组有5人患精神分裂症,22人有病态人格;对照组无精神分裂症病人,9人有病态人格,差别有显著性。提示遗传因素在精神分裂症中的重要地位。

20世纪80年代Sherrington进行了相应染色体区域的连锁分析研究后(SherringtonR,1988),提出在第5号染色体长臂有一导致精神分裂症的显性基因。1年后,Sherrington课题组在进行了大规模样本研究之后,又撤销了该假说。目前,多数作者认为寻找控制精神分裂症发病的某一特定基因几乎不太可能。大量的实验研究结果提示,精神分裂症可能是多基因遗传,由若干基因的叠加作用所致。

Gottesman等(1982)复习了有关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文献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总结了18点,作为20世纪对精神分裂症进行临床遗传研究的小结。

(1)精神分裂症的终身患病危险度为1%(到55岁为止)。

(2)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先证者)的血缘关系越近,其危险度越高。

(3)先证者病情严重程度及其亲属中患者的人数多少,与其危险度成正比。

(4)危险度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别(即可排除伴性遗传)。

(5)同卵双生子(MZ)患精神分裂症的同病率为双卵双生子(DZ)的3倍,为一般人口的35~60倍。

(6)有一半的MZ不发病。

(7)这一半不发病的MZ,其子女的患病率与发病患者的子女相同,说明其基因型有不完全外显的表现。

(8)MZ分别抚养及在一起抚养,其同病率相同(说明共同抚养的同病率并非由于情感接触紧密所致)。

(9)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子女在新生儿即由别人抚养者,其患病率与患者自己抚养者相同(说明其患病的主要原因不是后天的教养方式或其他疾病问题)。

(10)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领养者(养父母)的患病率不高(说明分裂症不是由某种生物所致的传染病或心理因素“传染”的)。

(11)正常人的子女由别人领养,其养父母的一方有精神分裂症,并不使所领养的子女患病率增高,从而否定了精神分裂症是由于从小受父母病态的教养方式所引起的。

(12)脑外伤或癫痫后出现分裂症样精神病的患者,其家族中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并不增高。

(13)对没有精神分裂症家史的人来说,没有一种特定的环境因素可以毫无例外地引起精神分裂症。

(14)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与社会阶层有关。在贫困阶层比较多见,但大多数是由于患病而沦为贫困阶层的。

(15)一般双生子本身的患病率并不比一般人高,从而否定了成为双生子这一情况本身就会成为精神刺激,及双生儿容易产生围生期创伤,因而易患精神分裂症的看法。

(16)儿童期的主要精神病(例如儿童孤独症)与精神分裂症没有什么关系。

(17)多因子、多基因的遗传方式最能说明上述事实。

(18)以目前的手段,在精神分裂症发病前,尚无法予以识别。

但有学者对上述研究提出质疑。如至少一半MZ不发病,是否说明环境也起一定的作用;不同病的MZ能以同样高的频率遗传疾病,除了说明存在不完全外显外,是否还与两者的“微环境”不同有关;某些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是否受到诊断标准不一致的影响;等等。Murray(1985)等学者因此认为,精神分裂症的病因有两个独立的机制,一个是以遗传因素为主,另一个以环境因素为主。此观点符合目前的研究潮流,但有待得到研究证实。

2.神经生化病理的研究神经生化、生理、精神药理等神经科学的迅速发展,以及脑成像技术在临床研究工作中的应用,推动了本病神经生化基础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多巴胺功能亢进假说:多巴胺功能亢进假说主要来源于精神药理方面的研究。拟精神病药物苯丙胺能使正常人引起与急性精神分裂症妄想型的症状。苯丙胺的药理作用是在中枢突触部位抑制DA的再摄取,使受体部位多巴胺的含量增高。此外,抗精神病药物的药理作用是通过阻滞DA受体的功能而发挥治疗作用,是DA受体阻滞剂,以后进一步证实抗精神病药物的效价是与D2受体亲和力强弱有关。但氯氮平是例外,在一般临床治疗剂量下,与D2受体亲和力弱而与D4受体的亲和力较高。此外,抗精神病药物的疗效对精神分裂症并无特异性,对躁狂症亦同样有效。

支持DA功能亢进假说的直接证据来自对病人DA受体的研究。Crow(1984)等用3H-spiperone与病人脑标本的受体结合法,发现基底神经节和伏隔核D2受体数目增加,以后研究发现与病人生前评定的阳性症状呈正相关(r=0.70),而阴性症状则否。高香草酸(HVA)是DA的代谢产物,有数个研究资料发现血浆HVA与病人精神症状呈正相关,精神症状较重者,血浆HVA水平较高(Picker,1986)。但亦有资料表明慢性精神分裂症血浆HVA较正常人低。

PET研究:采用恰当核素标记的DA配体(ligand),可对病人脑内DA受体结合力进行定量研究。一项以11C-methylpiperone为配体的研究报道,未发现精神分裂症病人D2受体密度在纹状体内有不同(Tune,1985);另一项用11C-raclopride作配体测定D2受体,发现精神分裂症在苍白球D2受体数目较正常人高(Crawley,1986)。

但是,本病DA受体的功能最终结论,还有待更多的研究工作。

(2)谷氨酸生化假说:谷氨酸是皮质神经元的主要兴奋性递质,是皮质外投射神经元和内投射神经元的氨基酸神经递质。用放射性配基结合法(Radioligandbindingmethod)研究精神分裂症病人尸检脑组织谷氨酸受体:藻氨酸(Kainic.Acid,KA)、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嗯唑(AMPA)和N-甲基-D-天门冬氨酸(NMDA),发现KA受体结合力在边缘皮质(特别在海马部位)下降;而AMPA和NMDA受体结合力在前额部增高。

有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病人海马和前额皮质内NAAG水平升高,与其相联系的酶NAALADase含量下降。NAALADase存在于谷氨酸神经元内,使神经元内的谷氨酸化合物NAAG(N-acetylaspartylglutamate)分解为NAA和谷氨酸。用1H-MRS影像技术(Single-VoxelProtonMagneticResonanceSpectroscopy)能在活体脑的多个部位同时进行谷氨酸化合物及其代谢酶含量的测定,发现精神分裂症病人的NAA在海马喙突和前额皮质的背外侧,与对照组相比明显下降。此结果与精神分裂症病人尸检NAALADase活性的结果是相一致的。支持精神分裂症病人在某些局部有谷氨酸化合物及其代谢酶通路的神经生化病理(WeinbergerDR,1997)。

在临床方面,谷氨酸受体拮抗剂,如PCP(phencyclidine,苯环己哌啶)、Ketamine和其他NMDA受体拮抗剂在人类可引起一过性精神症状,出现幻觉和妄想,使BPRS评分上升,亦能引起阴性症状。推测NMDA受体功能障碍在精神分裂症的病理生理中起重要作用。

NMDA受体不仅能为谷氨酸(glutamate)激活,同时亦能为甘氨酸(glycine)激活,后者能在NMDA复合体的激动剂(agonist)部位结合。在动物实验中给大量甘氨酸通过血脑屏障能使中枢甘氨酸含量上升,能逆转NMDA拮抗剂的行为效应。在临床研究中,高剂量的甘氨酸(>30g/d)能使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有明显改善。提示甘氨酸的治疗可能成为处理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新途径(JavittDC,BallA,1999),提高了研究工作者对这方面工作的兴趣。

(3)多巴胺系统和谷氨酸系统功能不平衡假说:对谷氨酸神经递质重要性的认识,并不排除对DA以及其他系统功能的作用。M.Carlsson(1990)指出:大脑皮质控制感觉输入和警觉水平的功能,是通过包括了纹状体、丘脑、中脑网状结构的反馈系统完成的。刺激DA机制可增加感觉输入和警觉水平;而皮质纹状体谷氨酸系统则起抑制作用。故作者认为精神分裂症是由于皮质下DA功能系统和谷氨酸功能系统的不平衡所致。

3.环境中的生物学和社会心理因素精神分裂症的发生,除遗传因素在病因中起重要作用外,环境中的心理应激和躯体疾病的影响,一直是本病病因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许多材料说明,精神分裂症与心理社会因素有关,但迄今为止还未能发现能决定发生精神分裂症的心理因素。有些非常严重的刺激,确实曾在某些过去健康的人身上引起过精神病,但引起的是精神分裂症,还是反应性精神病?诊断还有争论。心理社会因素过去称为心因性因素(psychogenic),该词由Sommer在1894年提出,当时是指“由于观念(idea)引起的病态”。后来扩大了范围,不仅限于观念,还包括经验、情感和环境条件等。所以近20年来,又逐渐改为心理社会因素。Bolton(1984)建议凡是认为与致病有关的心理社会因素都应符合下列条件:必须是合情合理的;必须要在达到生活目标的过程中有打击、挫折作用;必须能根据病前和病后的情况明确地说明这些因素与疾病的关系(Bolton认为Freud的某些解释就是不明确的,无法证实的)。关于精神分裂症心理社会因素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心理因素:美国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学家协作研究调查,发现生活在芝加哥城内贫穷人群的精神分裂症首次住院率最高,以精神分裂症最明显(Faris,Dunham,1930~1933)。对纽约附近社区调查的资料发现了患病率与社会阶层呈负相关。患病率在低经济社会阶层与高经济社会阶层之比为9∶1,以低经济水平阶层的患病率最高(HollingheadRedlish,1958)。台湾社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表明,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与社会经济和教育程度呈反比,以无职业或技术性很低的人群患病率最高(林宗义,1953)。我国1982年进行的12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协作调查资料,发现与上述相似的关系: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在经济水平低的人群为10.16‰,无业的人群为7.50‰~25.41‰,明显高于经济水平高的人群(4.75‰)和就业的人群(2.90‰~6.87‰)。推测可能与物质生活艰难、社会心理应激多有关(沈渔?,1986)。

(2)家庭教养环境:有人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幼年期生活在破裂家庭(父母离异、死亡或出走)者较多,但后来的研究未能证实此观点。又有人发现,患者的父母性格怪异或有神经症者较多,为正常人的1倍以上。还有人发现,患者父母关系不正常(或是各搞一套,或是一方过分依从另一方),但也有不支持的报道。父母和子女关系的异常在精神分裂症发病中的作用在英、美国家曾被高度重视,这种异常的关系被归纳为两种表现类型,即过分关心(over-involvement)和关心不足(under-involvement)。前者包括过分保护、相依为命等情况,后者包括厌弃、不尊重的想法等。后来的研究发现,过分关心的父母较多,关心不足的较少。对于这种过分关心,究竟是精神分裂症的原因还是结果,仍存在争论。有人认为是原因,因此这种母亲被称为“精神分裂症源性母亲”(schizophrenogenicmother);有人认为是结果,因为母亲发现自己的孩子比较“脆弱”,所以特别关心保护。另外,还有人研究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父母的交流(communicating)问题,认为这种父母有很多是不和谐的婚姻,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子女的交流常存在问题,彼此不能很好协调,即“家庭交流异常”,这种子女以后容易发生精神分裂症。这种关系的研究虽然承认有这种现象,但不认为是原因,而可能是孩子本身的问题引起的结果。

(3)性格问题:20世纪初就认为很多精神分裂症是从病前不良性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部分是所谓的分裂样性格。病前异常性格常在青春期才充分表现出来,在此以前可以与一般儿童相似。性格问题是否是病因,还有争论,一般认为不是直接病因。Bleuler曾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因为从小有怪异性格,容易跟别人(包括家庭成员)产生格格不入,造成人际关系紧张,进一步发展冲突,又成为可引起发病的心理社会因素。但也有观点认为,精神分裂症与社会和人群的隔离不是病因,而是患病的结果。由于疾病,患者表现为意志要求减退,认知功能缺损,卫生习惯不良,加之疾病本身的症状,使得患者的就业机会几乎丧失,难以维系中等以上的社会地位。随着疾病的发展,其社会地位还将进一步下降。这一观点得到部分研究结果的支持。

(4)生活事件:生活事件(一般都指引起不愉快的事件)能否引起精神分裂症,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必须明确以下几点:①某些生活事件确实可以影响症状的具体表现,但不能因此就确定它是病因。②必须区分某一生活事件是疾病的病因还是后果,大量生活事件的这种因果关系是很复杂的,只有少数生活事件(如地震、战争)可以说不是个人活动的后果。③某一生活事件对这个人有致病作用,对另一个人不一定有致病作用;在此时有致病作用,在另外的时候不一定有致病作用,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在分析生活事件的意义时,必须考虑到个人的过去经历、性格特点、当时处境、躯体情况和社会文化背景等。总的来说,目前倾向于认为生活事件作为单一的因素,不是精神分裂症的病因。

最近早年环境中的应激与成年精神病理的对照研究表明(AgidO,ShapivaB,1999):幼年丧亲(指17岁以前父母死亡或永久性分离)在首次住院精神分裂症和年龄、性别、种族、移民年龄相匹配的76对对照组相比较,明显增加(OR=3.8,P=0.01),特别是9岁以前丧亲的影响更为明显(OR=4.3,P=0.01)。

双亲分离的长期神经生物学的动物研究表明,早年生活经历影响成年动物的应激反应。在动物整个生命过程中,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对应激反应加强,下丘脑促肾上腺皮质释放因子(CRF)在脑脊液中持续升高,垂体CRF受体密度下降,CRF的mRNA水平上升等。作者认为,这可同样应用在人类,早年丧亲可通过对应激反应的变化影响人类精神病理的可伤性(1999)。

4.神经发育研究多年来对精神分裂症有着这样的假设,即该病是由于成年早期发生了脑部的病理学改变。这一假说得到Kraepelin的早老性痴呆概念和疾病临床衰退病程的支持。从这一概念设想,大多数的患者在其成年早期发生疾病之前,脑部是相对正常的,而由疾病引起任何脑部的病理改变,会因疾病的进展而变得更明显。这一概念模式与多数已知的发生于成人脑功能障碍相符合,包括代谢性或感染性脑病(遗传性或散发性的)及退行性疾病。

从上述假说到病理性神经发育研究,精神分裂症的概念走过了重大的历史变迁。原因在于,出现了皮质发育不良可重复的证据,建立了能解释上述发育不良和疾病临床特点之间关系的神经生物学模式。

按照神经发育理论,妊娠第2个3月期神经细胞发生迁移,由此确定皮质神经元的层状排列、定位以及它们之间的内部关系。上述结构会维持一生。即使发生细胞缺失或继发性的病理改变也不会更改。如果这一阶段神经细胞未能成功迁移,则导致皮质发育障碍。精神分裂症大脑异常的研究数据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轻微的多局灶或弥漫性的解剖变异,这种变异发生在发病以前,且较为恒定。另外,皮质细胞结构方面的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前额叶、边缘叶皮质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络结构的遗传性缺陷,到成年早期表现为无法在环境性应激时恰当地调节皮质下多巴胺的活性。上述研究均提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神经发育有缺损,对于这一发生于妊娠第2个3月期的发育缺损有以下的病原学解释。

(1)产科异常:产科并发症(OC)作为分裂症的病因。是以往30年来众多研究的焦点。目前大多数的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母亲在妊娠和分娩时OC的发生较多。Goodman(1988)认为,OC使发生精神分裂症的危险度增加至少1%。另外,尽管OC在某些环境中较多见,但这些环境中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并未增加,因此OC对精神分裂症的预测较差。他认为是精神分裂症导致了OC,即已经存在的胚胎异常增加了OC的易感性,这种观点正变得越来越肯定,它与神经病理学的研究数据有更多的相容性。

(2)出生前病毒感染:围生期病毒感染的观点十分具有挑战性。母孕期的病毒感染赫尔辛基一项母孕期环境危险因素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精神分裂症母亲在怀孕后半期有较多的躯体疾病,其症状相当于病毒感染。1957年芬兰赫尔辛基有流感A2流行,Mednick对出生于1957年11月15日至1958年8月14日该地区的青年(26.16岁)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者的调查,发现胎儿于第4~6个月暴露于A2病毒流行者,其成年后发生精神分裂症明显高于对照组。作者推测:病毒感染影响胎儿神经发育,与精神分裂症病人皮质神经细胞结构上的紊乱有关。但是这种观点尚不够完善。1957年欧洲的流感病毒调查数据还遗留了很多矛盾,至今无法解决。即使解决了这些矛盾,并获得了阳性结果,流感病毒感染也至多是少数病例的病因。另外,即使阳性结果从一个侧面强调了第2个3月期的发育障碍。增加了精神分裂症的危险度,关于其机制也很难从病毒的流行学方面来解释。

(3)母孕期及围生期合并症:丹麦学者Schulsinger对母亲患严重精神分裂症的子女,自1962年开始进行前瞻性调查。作者收集了166名高危儿童出生时助产士的原始资料。产科并发症用0至4级评分。1972年进行追踪,临床有3种情况:精神分裂症、边缘精神分裂症、无精神病。作者发现精神分裂症组的并发症评分显著高于边缘精神分裂症。认为两组的遗传负荷相接近,是否患病取决于环境因素的影响。

(4)其他病因学因素:如酒精会对胚胎发育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一些可见于精神分裂症的改变,如迁移缺损、皮质容积减少。然而,流行病学数据不支持母亲酗酒是精神分裂症重要危险因素的说法。有研究发现,母亲在妊娠的第1个3月期的饥饿与精神分裂症患儿增加有关。由于这一神经病理学改变的发现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尚不肯定,所以很难将其与其余的神经发育学数据相整合。

如果精神分裂症的确与神经发育异常有关,那么怎么解释精神分裂症的起病往往在发育异常的20年以后?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有两个假说:①在临床起病时又发生了另外的病理过程,如Feinberg认为,青春期的突触重组障碍是精神分裂症的原因。也有人提出突触重组障碍是子宫内发育异常的继发性反应,在青春期表现出明显的神经生物学和临床意义。②青春期并没有另外的病理过程,而是以往的发育异常与青春期的正常发育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精神分裂症。关于上述假说,有学者提出了进一步的神经生物学模型。他们认为精神病是前额叶联络功能的丧失与青少年晚期大脑发育问题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说,在较为成熟的脑部,其他神经系统或神经元功能不再或不能行使这一功能,此时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皮质的早期发育缺陷才表现出临床意义,并可能对脑部多巴胺系统的调节产生延迟性的作用。

5.大脑病理和脑结构的变化以及神经发育异常假说由于新技术的应用,CT、MRI以及组织病理学研究的新技术,在临床病例选择上重视诊断标准和对照组,发现精神分裂症脑结构异常并不罕见。

CT和MRI检查发现部分精神分裂症病人与年龄相当的正常人对照,有明显的脑结构变化,病人有侧脑室扩大(Johnstone,1976)。这些变化见于第1次精神分裂症样发作的病人(Weinberger,1982)。MRI研究除肯定精神分裂症有脑室扩大外,有脑皮质、额部和小脑结构较小,胼胝体的面积、长度和厚度和对照组亦有差别(Andreasen,1986)。同时,在疾病过程中反复检查,并未发现脑室有继续扩大,提示这种异常并非因病程的进行性发展造成。最近对初次发病的16名精神分裂症病人、17名情感性精神病患者,以及18名年龄相匹配的正常人作对照进行MRI研究。定量分析的结果发现,初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左颞后上回的体积,明显小于初次发作的情感性精神病的对照,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左侧小于右侧,说明颞叶异常见于初次发病的精神分裂症,左侧颞后上回灰质的体积较小,对精神分裂症有特异性(Hirayasu,Shenton,1998)。左侧颞回对精神分裂症有特殊意义,因为该皮质的功能与听觉和言语过程有关。后者是精神分裂症常有损害。本研究排除了这些结构异常是由于慢性化或神经阻滞剂的作用(HirayasuY,1998)。

脑室扩大是否与环境因素有关,或是遗传因素造成。用MRI对15对单卵孪生不同病的精神分裂症孪生子的调查(Suddath,1990),发现已得病和未发病的同胞,均有相当比例的脑结构异常,表明精神分裂症病人脑结构变化,至少部分与遗传因素有关。丹麦作者对高危子女的前瞻性调查,发现长大后得精神分裂症者,脑室扩大较明显,母孕期有较明显的围生期合并症,推测脑结构的变化,部分反映了早年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

Crow等(1990)根据对22个精神分裂症尸检脑标本与26个年龄配对的对照组脑标本的病理和形态研究,发现病人脑室扩大愈向后愈明显,左右不对称,主要位于左颞角。这一异常不伴有胶质细胞数目的增加。作者认为左颞角的扩大,可能是由于脑发育受阻所引起。正常脑发育程序中,颞叶和枕叶的结构发育相对较晚,左侧比右侧晚。因此推测本症患者脑结构异常,来源于遗传控制的脑发育不对称。

详细的组织病理学研究,则发现病人的海马、额皮质、扣带回和内嗅脑皮质有细胞结构的紊乱。这些变化不伴有胶质细胞的增生。推测是在脑发育阶段神经元移行异位或分化障碍造成,破坏了皮质联络的正常模式,提出了神经发育异常的假说(StefanMD,MurrayRM,1997)。对精神分裂症病人病前适应功能的研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在发病前有明显的适应功能障碍。对168名DSM-Ⅲ-R诊断的精神分裂症病人用病前适应功能表(PAS,PremorbidAdiustmentScale)进行评定,由2位家庭成员做知情人,发现35%的精神分裂症病人有明显的病前功能失调(Claire,1999)。从儿童开始,青少年早期至青少年后期,PAS评分呈进行性加重。发病年龄愈早,功能失调愈重。作者认为,不同年龄阶段的病前功能失调,代表同一病程的连续性,支持本病的神经发育假说。造成神经元移行障碍的原因未明。有作者推测遗传因素或病毒感染可起一定作用。

现有资料表明,遗传因素对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十分重要,虽然遗传模式未明。最近有资料表明,精神分裂症有神经发育异常,但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为此病所共有,尚不清楚。大多数学者认为精神分裂症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环境因素包括胎儿期的感染,围生期、分娩过程中的损害以及社会心理压力。研究资料提示,精神分裂症可伴有脑结构的变化:侧脑室扩大,特别是颞叶和额叶,可见于疾病发生早期,与病程发展无关。这些变化起源于遗传控制的脑发育不对称,或与母孕期、围生期感染等合并症有关尚不清楚。能阻滞DA受体的抗精神病药物可以控制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但精神分裂症病人是否存在DA系统功能过分亢进,尚有待进一步证实。

(二)发病机制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家系调查、孪生子和寄养子调查资料,证明遗传因素在本病的发生中起一定作用。国内家系调查资料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中的患病率比一般居民高6.2倍。双生子研究表明:遗传信息几乎相同的单卵双生子的同病率远较遗传信息不完全相同的双卵双生子为高。综合近年来11项研究资料:单卵双生子同病率(56.7%)是双卵双生子同病率(12.7%)的4.5倍,是一般人口患病与共病率的35~60倍。说明遗传因素在本病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寄养子研究也证明遗传因素是本症

追星弊大于利的一辩辩词

  1. 我方认为追星弊大于利。目前,我国很多青少年都因为追星而沉沦了下去,比如,有一个少年因为追星,不经过父母同意,就擅自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的,整日不去上学,在家里听歌,荒废了学业。这一例子足以说明追星弊大于利。

    2.如果说追星足以成为你们的动力的话,如果他们突然意外离世呢,像乔任梁那样,那你们是不活了吗。是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吗?

    3.再说大好青春非要浪费在追星上吗?多少人为了追星,甚至把自己的零花钱拿去卖某某明星的明信片,去买某某明星的同款,最后没有钱去吃饭了,开始向父母要钱,你们不觉的害臊吗?

    4.再想想你们的父母,是送你们来学校追星的吗?为什么追星?是为了赶潮流吗?是为了跟别人有共同话题吗?可到最后,你拿到成绩单的那一刻,你图到了什么?

    5.为什么要追星?人只要相信自己,谁都可以是耀眼的明星。

忧郁症是什么病

忧郁症

忧郁使少女长不高

(亦康)出自《健身科学》98.1

英国科研人员的一顶研究表明,儿童期忧郁可影响一些少女的身高。那些长期担心同父因分离或担心不被人喜欢的小姑娘可能会因此造成内分泌紊乱,从而影响身体的发育。

科研人员对七百多名儿童进行为期八年的研究,发现那些曾经紧张不安的小姑娘比那些主活较自在的同龄伙伴矮五厘米左右。而对男性来说却不是这样,那些小时候情绪多变的男孩可能长得较高。

伦敦儿童卫生学院行为科学教授大卫·斯基尤斯认为,这些研究结果与他正在进行的有关英国儿童身遍与情绪失调的研究结果一致。他发现心理紊乱的姑娘平均身高矮五厘米左右。他认为,这些姑娘也许还有饮食方面的问题,如厌食等,这也许会使人生长受阻。伦敦精神病学院的高级讲师史蒂芬·斯克特认为,虽然以前尚未有人提出忧郁本身可使人变矮,但那些受虐侍和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儿童比一般儿童都矮,这一点已得到了广泛的确认。

无独有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儿童精神病专家丹尼尔·派恩也认为,在身高不足1.57米的成年女性中,小时候忧郁的比不忧郁的多一倍。最明显的解释是生长激素缺乏,虽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成年人精神紧张被认为同内分泌失调有关。

排忧得法心绪宁

文文 光明日报1999.07.27

医学专家经过大量研究早已证实,成天忧心忡忡的人易患多种疾病。人生不会一帆风顺,让人忧愁与烦恼的事时常都会发生。例如: 事业受挫、仕途失意、提薪无望、高考落榜、下岗赋闲、就业无门、 恋人分手、夫妻反目、父母离异、亲友遇难、财物被盗、身体染病等。 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使人情绪低落,陷于忧烦的泥淖甚至不能自拔; 反之,则能排忧除烦,使心绪安宁,心境愉快。排忧的方法是:

苦衷道给亲友听——每个人都有自己信得过的知心朋友和至亲,在遇到“不测风云”之际,不要独悲暗愁,而应及时向亲友倾诉衷情, 化解心理压力。这样既可以尽快恢复心理平衡,又能得到亲友的各种 帮助,妥善解决眼前的难题。

运动健身可解愁——在心绪不宁之时,从事自己平时喜爱的运动,或做健身操,或打太极拳,或散步,或伴着音乐跳舞,都能消除悲伤、 愤怒、烦恼和愁思,换来“柳暗花明”的心境。

日晒旅游能除忧——在心烦意乱时,假若遇到艳阳天,来到空气清新之地晒晒太阳,或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欣赏美景,均能有效除忧。

睡觉可以排烦闷——俗话说:“一夜安眠风浪少,无忧无愁无烦恼。”在愁闷之际,美美地睡上一觉,等到醒来时,浮躁的情绪会比 较稳定,烦忧亦可化解。

忧郁症有新疗法

解放日报991229

华盛顿二十五日消息:随著社会逐渐繁荣进步,罹患忧郁症的人似乎也愈来愈多。尽管已有药物可有效治疗这种文明病,对於服药无效的不少病患来说,美国目前正在实验的一种新治疗法也许能够为他们带来新希望。

根据心理卫生专家的估计,在诊断罹患忧郁症的一千七百万美国人当中,足足有三分之二并未接受任何方式的治疗,其中约有百分之十五甚至在最后选择自杀了结生命的下策。

布朗大学临床精神病学教授克拉默指出,忧郁症仍是极少数很容易以药物治疗但多数病患却未接受治疗的疾病之一。

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西南医学中心的精神病学家鲁希,因而针对三十名这种忧郁症病患展开一项以电子刺激颈部迷走神经的实验研究。

鲁希指出,在接受这种新方法治疗之后,百分之四十的这种忧郁症病患发现他们的病情至少已改善百分之五十。

走出忧郁的天空

高明1999/12/04生活时报 悠游

生活中,常见一些女性心情特别郁闷,看所有的东西都是灰色的,干活没劲,对未来不抱希望,悲观厌世。但是,她们对自己的工作,还能认真而热心,责任感强。处理事情虽然不能像别人那样迅速,但能忠实地执行他人所指示的事情。在人际关系中,朴实、消极,没有主动性,自卑感强,自认为是能力低(尤其是学历低,家庭出身一般时),是没有价值的人。很少与人交往,但讲究礼仪,感情深笃,遵守信用,性格诚实而缺乏灵活性。

不管是从自身的发展、自身的生活、自身的工作,还是从整个社会来看,此类女性没有必要整日锁于自己的空间,而应该投身于原本丰富多彩的世界,让自己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地生活,让生活充满笑意。长寿学者认为,培养快乐性格,还有利于延年益寿,康健身体。

按照专家的意见,此类女性,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善一下自己,努力活得自在一点。

首先,要适当改变一下现在的生活习惯,早晨早点起床,进行稍稍出汗的慢跑或体操等锻炼。对于自己制定的计划要留有余地,以保证对完成工作的满足感与幸福感。要尽量参加各种各样的讨论,多与充满活力、精神越愉快的人接触,使自己也慢慢养成积极主动与乐观向上的习惯。

其次,如果有可能的话,要注意修养,不要拼命干活,注意恢复元气,调节好活动与休息的平衡,不要自己单独思考,不要钻牛角尖,可以多看些有益的图书。

最后,要学会在融洽愉快的环境里充实自己,不能一个人生活,而要与有较多共同语言的人一起生活,这样才能不与外界隔绝,充分了解社会动态,自然产生各种目标与想法。只有生活得有意义,才是消除抑郁症的根本之道。

接二连三的听到演艺人员得了“忧郁症”。令人不解的是,他们有些还很年轻、事业有成,或拥有高收入及高知名度。不像我们一般市井小民,每天要为生活烦恼。为何他们也会得到忧郁症呢?

其实,“忧郁症”可能发生在任何年龄层、及任何人的身上,只是程度上有所差异罢了! 年轻人大多因为课业压力太重;中年人多与事业、家庭,以及人际压力有关,而老年人呢,则可能面临健康状况愈来愈差,以及老友生病或逝世的压力,而感到空虚、苦闷,甚至害怕!

事实上,一般人或多或少都有“郁卒”的时候,在面对生活压力的时候,如何适当的放松自己、并对抗压力,已俨然成为现代人必修的功课!在面对不同压力之时,每个人的反应也会不一样。一个个性开朗、调适能力较强的人,比较可以顺利地排除压力;反之,如果个性较闷,调适能力较弱的人,可能会情绪低落、吃不下、睡不着、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劲、对未来感到悲观、信心丧失,严重的甚至会有自杀念头,需要接受治疗呢!

除了外在的压力外,有研究发现忧郁症者的脑部缺乏某种化学物质,而新的抗忧郁症药物可补充脑部的化学物质,效果显着,副作用也少。但毕竟用药是迫不得已的事!除了药物治疗外,患者也必须调整生活方式、并学习减压的方法。简易的减压方法可以把积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与旁人分享,或做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以分散注意力。另外,做些深部呼吸运动,让肌肉放轻松,都有助排解压力,减轻病痛,重拾信心,挥别忧郁症。 忧郁症有新疗法电激颈迷走神经 据华盛顿二十五日消息:随着社会逐渐繁荣进步,罹患忧郁症的人似乎也愈来愈多。尽管已有药物可有效治疗这种文明病,对於服药无效的不少病患来说,美国目前正在实验的一种新治疗法也许能够为他们带来新希望。 根据心理卫生专家的估计,在诊断罹患忧郁症的一千七百万美国人当中,足足有三分之二并未接受任何方式的治疗,其中约有百分之十五甚至在最后选择自杀了结生命的下策。 布朗大学临床精神病学教授克拉默指出,忧郁症仍是极少数很容易以药物治疗但多数病患却未接受治疗的疾病之一。 美国忧郁症及躁狂抑郁症协会传播主任里奇认为,害怕有损名誉是人们不愿为忧郁症寻求医疗的主要原因。他说:「一般人通常认为他们能够自行扫除忧郁。他们并不了解的是,忧郁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并非人格上的瑕疵。」 克拉默表示,忧郁症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缓慢形成的,最后会让一个人形同瘫痪。由於不像骨折一样明显,患者通常对此毫无自觉。 克拉默说,这并非某个事件引起的感觉,更可能是忧郁症患者控制情绪的大脑部分的生化系统出了岔错。 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西南医学中心的精神病学家鲁希,因而针对三十名这种忧郁症病患展开一项以电子刺激颈部迷走神经的实验研究。 鲁希指出,在接受这种新方法治疗之后,百分之四十的这种忧郁症病患发现他们的病情至少已改善百分之五十。 1999年12月27日 新科技将彻底治愈忧郁症 Louise Kna 2000-10-20 16:03:47 斯坦福大学心情紊乱治疗诊所的研究者们正在参加一个全国范围的旨在帮助那些极度沮丧且抗拒治疗的患者的试验。 这次长达一年、包括了大约150名患者的试验将报道迷走神经刺激器研究的新进展。迷走神经刺激器(VNS)是由电池推动的一个不大于标准起搏器大小的装置。迷走神经刺激器(VNS)将被植入到人体锁骨的正下方,并与迷走神经相连,用电流来刺激被认为是控制感情的人脑区域。 "迷走神经是通向大脑的超级高速公路,"Charles DeBattista-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的助理 教授,同时也是斯坦福(Stanford)的心情压抑治疗诊所的主管--说道,"该神经通向一个 边缘回路,该回路被认为在心理调节方面非常重要。" 一项在门诊病人身上实施的局部麻醉手术在两个小时内完成了。 一旦迷走神经刺激器被植入,医生们开始设计其温和的脉冲的持续时间和发生频率。他们通过刺激器上的一根磁棒来控制脉冲的频率,调节电脉冲以达到一个有效的水平。 DeBattista先生希望该装置将产生比现在所用的电刺激治疗术更为长期的效果。 ECT是对大脑进行电流刺激的应用装置之一。然而,临床医生们说,这种应用装置的方法,与电影中通常描绘的利用野蛮恐怖的画面进行刺激治疗是远远不同的。 "这是一种非常人道并且是非常有用的治疗办法,"John Barry先生说。Johu Barry先生是斯坦福大学 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的助理教授,同时也是斯坦福神经精神病和个人心理治疗诊所的主管。 然而,这种电流刺激过程是在普通的麻醉条件下实施的,以此来防止在固定病人手脚的时候造成伤害。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这部电影是好莱坞对医学造成伤害的一个例证," 曾在加利 福尼亚Los Altos地区做过私人精神病实习的Michael Cochran先生说,"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场电影 而被杀害---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因为看了这场电影而没有进行ECT治疗。 Barry补充说,"ECT仅仅对那些已经尝试过其他治疗方法的人们适用。它是一种有效的和普遍的方法。" 然而,ECT仅仅是一种临时性的治疗方法,迷走神经刺激器(VNS)则会有更长的持久性。DeBattista说,"接受了ECT治疗的病人需要其他一些治疗来维持治疗的效果。" 迷走神经刺激器试验的成功将通过标准化的用于分析心情压抑的等级尺度来衡量。结果将通过个人面谈调查,问卷调查和从病人家属那里获得的信息来加以校对。 DeBattista并没有认为迷走神经刺激器方法能替代其他传统的治疗心情压抑的疗法,这些传统疗法包括单胺氧化抑制器疗法、锂疗法和其他的治疗方法。 DeBattista先生说,"可以想见,这种方法被用在那些心情病态化低落和对其他疗法并不起反应的少数患者身上。" 来自Palo Alto的内科医生David Smith博士说,"现在有很多可以用于治疗心情压抑的药物,然而,这 些 药物彼此之间是十分类似,有相当比例的病人对这些药物反映迟钝。对这些病人来说,ECT会是一种 有效的替代方法。" Smith先生认为迷走神经刺激器(VNS)可以成为药物和精神治疗的一种替代方法。他还认为,对那些ECT治疗有效的病人,迷走神经刺激器方法将同样奏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是否会真正起作用,也不知道哪种病人将对它反应明显。但是,只要能提供一种可选的方法总是好的。" 到目前为止,试验还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副作用,尽管有一些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变得嗓音沙哑。这是由于喉咙靠近电流刺激而引起的。 DeBattish说,"这种疗法确实会有潜在的副作用,我们还没有做足够的研究来看它对病人的心情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迷走神经刺激器最初是设计用来控制癫痫病的。它在控制病人心情压抑方面的潜力是在接受迷走神经刺激器治疗的病人们报告心情有好转之后才被发现的。 "即使癫痫病没有好转,病人们也会描绘他们心情的好转,"DeBattista说,"一些病人说不知为什么,他们的心情明显好转。" DeBattista说,很多人已经用迷走神经刺激器来控制癫痫病长达一年,并没有报道其有明显的副作用。 斯坦福(Stanford)的心情压抑治疗所还在开发一种磁激励设备。这种非侵入型的治疗设备由一个放在病人头上的一个手持卷盘组成。这个卷盘产生一个集中的电磁场来刺激人的大脑。

什么叫电视剧的开放式结局

由于自己找的资料,然后链接起来,有点乱,希望谅解!

1.开放式结局

所谓“开放式结局”,就是没有真正的结局,而是由观众自己去想结局,观众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挑任何一个自己喜欢的角色设计一个结局。如今不少电视剧导演启用开放式结局的表现手法,开放式结局也为拍续集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最早听到“开放式结局”这个词,是在好莱坞的电影中,比如《终结者》、《沉默的羔羊》等等。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中国荧屏上出现过的开放式结局:

荧屏开放式结局 第一名——《深情密码》

刚刚在台湾地区热播的偶像剧《深情密码》中,更是将开放式结局的表现形式玩到了及至。因为这一回超人气帅哥周渝民要与韩国柔情美女朴恩惠,谈一场凄美绝伦的感人爱情。富家公子爱上了一位哑女,在经历无数的磨难之后,男主角戚伟易却被查出身患绝症,老天爷能否成全这对患难情侣,这次真的由观众说了算。

为了充分调动观众的积极性,《深情密码》的金牌制作人柴智屏为剧集准备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最终采用哪个要根据播出前半段观众的反应而定。剧中男主角的“生杀大权”这次完全掌握在了观众手中……

那么究竟“仔仔”戚伟易有什么样的命运呢?制作人是如何安排这对神仙眷侣的爱情结尾呢?

答案就在CETV-3每晚9:30分《电视剧风云榜》中揭开,精彩不容错过!

荧屏开放式结局 第二名——《中国式离婚》

虽然电视剧《中国式离婚》对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婚姻问题、夫妻关系进行了残酷的揭示,剧中女主角林晓枫对于丈夫宋建平近似病态的猜忌和折磨,至今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不过最后的大结局,导演却不愿为这段“中国式的婚姻历程”,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结局① 林晓枫与宋建平离婚 从此陌路

结局② 两人离婚 但是冰释前嫌

结局③ 没有离婚

荧屏开放式结局 第三名——《人鱼小姐》

曾经在央视海外剧场连续热播3个月的韩国家庭剧巅峰之作《人鱼小姐》,以其情节的曲折程度、矛盾的激烈冲突,每晚引得中国观众熬夜追看、欲罢不能。而该剧最后一集的收视更是创下历史最高,因为不同于以往韩剧大结局中男女主角要么生离死别、要么天各一方的悲情路线,《人鱼小姐》的结尾部分采取了开方式的结局手法。剧中雅丽瑛与丈夫朱旺重逢却不幸遭遇车祸,无论是自己还是她腹中的胎儿都命悬一线。突然镜头一转,在草地上朱旺带着两个孩子玩耍,雅俐瑛在一旁花丛中微笑的看着他们。

结局① 雅俐瑛母子平安 一家人幸福的生活

结局② 雅俐瑛已经离去 一切不过是遐想

荧屏开放式结局 第四名——《结婚十年》

在徐帆、陈建斌主演的婚姻情感剧《结婚十年》中,男、女主人公成长、韩梦经历了10年坎坷的婚姻生活,这其中既有恋爱新婚时的甜蜜、温馨,也有生活窘迫时的平淡、甘苦,然而就在他们有了点钱、生活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情感却在现实问题前变得无比脆弱。当成长与韩梦在当初那幢装满过他们爱情的筒子楼里重逢,并开始用一种平静、美好的心态来审视走过的十年成长经历时,剧集嘎然而止。

结局① 成长与韩梦复合 重新开始

结局② 两人离婚 只是朋友

2.开放式病房

“开放式病房”,是一种设立在精神卫生专科医院中不实行封闭式管理的病房。它隶属于“心理科”,真正的名字是“心理治疗病房”。专家认为,精神疾病专科医院设立的“开放式病房”,为减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渠道和方式,值得提倡和推广。尽管这个病房叫做“开放式”,但并不是有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只要因为压力过大、情绪低落就可以跑来要求入住“开放式病房”,必须要严格遵守相应的流程。

一般入院的流程:当你感觉某些不适心理或行为习惯甚至是“生理疾病”开始严重干扰正常的工作生活,需要疏导和治疗时,可以先去心理科看门诊,当医生认为必要时会推荐你入住“开放式病房”;如果症状较轻,程度较浅,则可能只需要进行阶段性常规的心理辅导,无需入院。根据专家的经验,由于毕竟这是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人们在出现一些最初的不良情绪反应后,出于传统认知对这类地方的排斥,可能不太容易会直接找上门来。前来问诊的人,大部分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神经症”症状,比如坚信自己患有某种癌症或重病,出现强迫型反应,无法入睡等等。根据统计,目前比例最大的主要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和厌食症。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五花八门的“病”,大部分都是“神经症”一类的,其中有很多都属于“躯体形式障碍”。此外还有诸如失眠症、人格障碍等方面的患者。

选择住进“开放式病房”的人意识一般都十分清醒,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大多只是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或者是某件应激性的刺激事件而形成了一些比较难以自我调节的心理问题。因此自愿来到这里,接受专业的心理辅导并寻求系统的环境支持。这里基本上以心理治疗为主,药物治疗为辅。因此,“开放式”病房不同于以往精神病院的一般病房,不设置强制隔离与24小时警戒监控,人们完全是自愿入住。由于住在这里的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精神疾病,他们大多只是伴随一定的心理问题。因此他们的日常起居并不受到监视与管束,平时都和医护人员一起去食堂吃饭,自由出入病房,随时可以回家,家属也可以陪住。真正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深度解析———

专家建议慎住“开放式病房”

住病房可以把人从压力中抽离出来选择入住心身科病房的人,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对环境的专业化需求。传统的旅游度假减压方式,虽然宜人的风景可能会对焦虑症患者放松心情有所帮助,但是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因为其自身识别“快乐”的能力已经减弱,即使面对再多的美好景色也无济于事。如果选择待在家中修整,可能依旧躲不过诸如探望、造访之类的干扰,收效甚微。职业人士为了缓解生活中由于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所造成的困扰,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适当入住专业精神医疗机构的开放式病房。一方面,由于医院为患者的隐私严格保密,因此可以使人确实从社会交往和工作的压力中抽离出来,实现真正的休憩和放松。另一方面,依托医院正规专业医护人员的诊断和系统引导,有助于对症下药,使人尽早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工作状态。但是,这种“住院”方式投入的金钱成本也较为昂贵,需要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才可以负担和享受。

“开放式病房”不适合易受心理暗示的人群居住

尽管这类“开放式病房”采取完全自愿的原则,患者都是依据自身意愿自觉入住的,但孙欲晓表示,精神病院的特殊氛围和治疗方式,并不符合100%的适用性原则,特别是那些心理极易受到暗示的人,尤其不建议通过此种方式减压。这类人往往对外界环境的抗干扰能力很差,容易形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结果。比如一个抑郁的人,如果与他同屋的人在情绪上都比他消沉悲观,那么他的情况有可能得不到任何好转,反而会恶化。过斌主任告诉记者,尽管近年来精神卫生事业不断加大宣传力度,但“精神病院”依然是被不少人讳莫如深的“特殊地点”。因此,当一个心理极易受暗示的人住进“开放式病房”后,虽然他的日常起居不受干涉,整个治疗过程也纯属自愿,但依然会隐约怀有某种“我住在精神病院,是否就是精神病患者”的担忧。这种心理会使他背负更加沉重的压力,直接影响到他和医护人员的沟通以及后期的治疗效果。

老舍小说中老派市民有哪些特征,如何体现他文化批判的意图

老舍的市民形象分为四类,老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理想市民形象、城市贫民形象,老舍在描绘时都含有批判现实主义特色的社会悲剧意识。

老舍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也就是说老舍从文化的角度来表现一部分中国人之面貌,从而发掘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存在及中国人仍生活在黑暗世界之中。老舍的小说善于从很细微的方面写城市市民的生活、处所等等,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加以概括,最宽泛而最恰当的恐怕就是“文化”——老舍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型”的作家。

这里所提及的“文化”主要是指“北平文化”。从老舍作品中关于“北平文化 ”的艺术展示来看,它是一个当代的多层面的复合体,它至少有三个层面:

(一)传统文化。这主要是指根深蒂固的北平士大夫文化,出仕—升官—“权”是这一层的深层内核。在旧中国,三公九卿、王侯将相,庞大的官僚机构垄断了一切社会精神与物质文化,这一社会政治制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已不仅仅是“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的“事业格式”的影响,而已经是从“事业格式”到思想作风、人生趣味、自我意识各个方面。结果便构成了一种“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的传统心态,这便产生了两方面的恶果:一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威结构的依附不仅是一种制度上的依附,而且是内在的心理依附。他们扯裙带、找后台、卖国求荣、卖官鬻爵。二是知识者普遍的不学无术。“轻自然、斥技艺”,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而且在北平这样的帝王之都形成了一种因不学无术而并发的充斥着钻营、无聊、敷衍、文牍主义症状的官场文化。

(二)外来文化。这主要是指殖民文化,一种独特的东方式的资本主义文化形态。“钱”是这一文化的“国魂”。由于中国近代社会从1840年以后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帝国主义除了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外,同时西方文化也逐渐渗入到中国文化中来,中国文化是在被动的、屈辱的、被侵害者的地位上进入了一个东西方文化相交融的时代,虽然如此,西方文化既有其精华,又有其糟粕。

(三)风俗文化。这主要是指作为家族制度、养育方式、行为心理等日常细故存在的民习风俗,它是北平文化的形态主题。在以往的老舍研究中,对于老舍的风俗化倾向大致有如下两种理论阐释。其一,认为老舍主要目的是“运用民俗风情塑造人物……而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决不把所描写的那一幅幅异彩纷呈的风俗画生硬的‘嵌入’作品,也不仅仅是作为渲染生活的气息一种点缀,而是由表及里,深入开掘,按着独出心裁的艺术构思把民俗用来描写环境”;其二,认为“在老舍小说里强调这种地方性,用意很深。除艺术上的需要外,在许多场合更是由批判封建的文化传统这种总的意图出发的”。在风俗文化中,老舍以封建婚姻关系的虚伪本质、由家庭伦理到国民性、民族性格的改造问题以及社会礼仪作铺垫,向人们展示市民的形象,挖掘出风俗文化深层的思想内涵。

这三个层面是互补互渗的,在现实生活中,是浑然一体的。在老舍的作品中,这三个层面总是被综合地反映出来。不彻底清除这些封建时代的沉积物,不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就不能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所以只有三个层面的结合才能真正反映出市民文化的意蕴。老舍最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北平文化”与“中国人”的性格、人格是紧密相联的,老舍的小说正是以“北平文化”为基础,刻画了众多形形色色的市民形象。有的史书将老舍的市民形象分为四大类:老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理想市民形象、城市贫民形象,这种划分是符合老舍创作特点的。但无论哪一类的市民形象,都含有批判现实主义特色的社会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主要表现在人物与环境、时代的不能合拍或者人与人在性格、志愿上彼此不能相容,这里强调了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悲剧。

老派市民有着浓厚的封建色彩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文化习俗。这种传统文化心理严格支配着老派市民的行为方式,使他们在个人独处或与人交往时都成了极守规矩、极讲礼节的典型。新派市民在继承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特点之外,并没有吸取西方文化中进步的东西,而是专门去做形式上的模仿或做劣性的吸取。首先表现在婚姻观念、行为方式上模仿西方形式,老舍对此进行深刻的批判。其次,在北平文化中,我们已提到“金钱”是“殖民文化”的“国魂”。而新派市民处处实行“钱本位”的人生哲学和极端利己主义的处世态度。最后,老舍对西方“个性解放”、“自由恋爱”一直持否定态度。

有一部分市民受传统文化优质因素的影响,对西方文化也不像老派市民那样一味加以排斥,他们的思想意识比较开放,具有勃发、进取、实干的精神,这就是老舍所描写的“理想市民”形象。老舍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通过理想市民的悲剧性来揭露整个民族的可悲,从而唤起人们的觉醒,寻找前进的方向。

有一部分市民既具有老派市民的传统色调,又具有理想市民的某些人格,而唯独缺少的是新派市民的“现代意识”,这就是老舍笔下城市贫民的形象。而在这一形象中,老舍写得最多就是车夫的形象。《老张的哲学》中赵四是老舍小说中最早的车夫形象。

总而言之,四种市民形象的悲剧命运是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赐予”的,他们只在极其狭窄的天地里苟且地活着,又默默地死去;他们只能按照社会为他们安排的样子去忍受生活的折磨,直到把生命完全耗尽,才是他们苦难的尽头,虽然在一定程度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但他们大多数处于被动地位,只要没有伤害到自身利益,他们是不会关心到国家的命运,因为他们根本找不到民族衰败的根源。老派市民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新派市民阿谀奉承,投降卖国,理想市民虽有反抗意识与行动,但由于黑暗势力的强大与行为方式的缺陷,并未改变社会现状,城市贫民更是逆来顺受,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来反映当时病态的社会制度与悲哀的民族精神。

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既批判了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文化风俗,又揭露了在新旧交替时代中包含的悲剧因素,既反映了市民群众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殖民地化的批判态度,又反映出这种批判本身的正义性与落后性。老舍不给人们廉价的“光明”与“希望”,他总是以悲惨的命运揭露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写出市民在不同程度上是怎样被毁灭的,向我们展示出一幅真实的画面。这也表现出老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彻底否定”,对此不抱有任何幻想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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